“喂,您好……你们这里一个BVI公司要多少钱？”这两年，这样的电话几乎很少再接到。取而代之，“如何节税”，“安全性怎样”，“可操作性如何”成了共同的关键词。

客户需求从前几年的贸易收款为主，到今天的五花八门，从意大利建厂、非洲工程承包、德国卖APP软件、泰国技术咨询、美国移民、香港上市准备，到证券投资、艺术品投资基金募集、网络博彩。一招鲜，拼价格的时代已悄然远去，服务业个性的面目峥嵘浮现。

不可避免

2013年10月华尔街报道中国FDI符号逆转，资本外流趋势显现或只是暂时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2008年起至2014年，六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总额接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连接从国际贸易逐步向国际投资转换的同时，在离岸服务业，香港、BVI、开曼一统江湖的时代一去不返。

原以制造出口著称的中国，在产业升级上下游一体化的趋势中，主导对外投资的三种需求依次呈现，销售渠道，能源与资源，技术升级。与之配套的是企业对于商业便利性，国际节税安排，控股结构并购重组便利性，乃至国际融资效率的关注。预备在欧洲建立自己的销售点，荷兰与比利时是热门；中东非洲项目，中间结构考虑阿联酋与毛里求斯；投融资基金设立，爱尔兰，卢森堡早已是开曼的竞争对手。多元化的需求造就了多元化的竞争策略，从离岸地到税务中立地，属地个性差异化也正在进行时。

“公私难分？”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对外投资需求升级变化的另一边，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逐渐成为中国海外并购的活跃主体。根据市场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国五矿共有4笔海外并购；同期，民营企业有30笔海外并购交易。

有趣的是，从招商银行与贝恩资本《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数据来看，在中国拥有1000万净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中，60%以上为企业主；而根据调查显示，同样比例的高净值人群打算或已完成投资移民，这也就意味着在接近40%的富有企业主有移民倾向或者已经成了流行的“裸商”。

一面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活跃，另一面是民营企业主对于资产安全以及国内生活的低满意度。叠加上中国私人企业普遍的家族化特征，在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公司利益很难分离的民企投资决策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复杂。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平均为55岁到75岁，意味着在未来5到10年内，全国300多万家族企业家们不得不面对企业传承，失去对企业控制力的问题。因此，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对于家族企业的掌舵人们来说，保障个人财富安全与处理企业内部治理与传承是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部分。

于是，企业主的第二居住国，移民倾向国，国际资产分布情况，乃至其家族内部关系都给海外投资的控股结构决策添加了个性化的色彩。而单纯的公司结构也逐渐必须复合上信托，基金会，甚至私人投资基金等额外法律安排，逐渐成为离岸咨询业的新动向。

因应变化
2009年以后，最不缺的是各大报纸的头条中，质疑大公司，富人逃避税收责任，以及银行协助偷漏税的故事，从瑞银，Google，Apple，星巴克，到法国著名大鼻子演员，资产国际化的结果，就是国际税源竞争的开始。在打击著名离岸属地零税率原则，要求税务信息透明化的前提下，各国也在加紧各自反避税措施的实施。中国在2008年新税法的框架下，国税总局一系列的“办法”，“通知”已成功将全国非居民企业税收总收入带入千亿大关，其近几年的增长率远超过GDP增速。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于是在客户的一般询问中，消逝的是直接询问BVI公司价格的问题，出现的是BVI到底还是否安全的疑惑。人们未必搞得清楚OCED所制定的黑白灰名单，信息交换协议指导规则（TIEA）究竟是什么，但倘若各大报章上都刊有这个名字，三人成虎，即便是对信息私密程度要求不高的投资结构，也仿佛需得避讳起来。

过度敏感与轻信一样，都是中国资本对海外市场尽职调查不足的表现。与用香港账户进行内幕交易的张志熔一样，在一个监管更为严格的市场中毫不顾忌规则必然是要吃亏的；但同样，与那些不居住在加拿大却拥有加拿大永居身份的中国人一样，在未搞清事实之前，就听信传言想当然以为只要拥有加拿大永居身份就要缴税，表现过分紧张，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作为一个离岸行业资深的咨询机构，我们常常被同行询问最关注这个属地，关注那个法规。在这个时代，我得说，我只关注每个客户自己的问题。